林培瑞：我们为什么记得六四？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时候蒋捷连才17岁。 今天，他仍然是17岁。 他永远是17岁。 死去的人不长岁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些逝去的亡灵，始终困扰着刘晓波，直到晓波去世; 亡灵们也将困扰我们，直到我们也去世。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刺刀上闪烁的篝火，令人难忘; 即使没有亲眼看见过的人，也不会忘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它让我们看清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 在那时，这个党所有的外衣脱落在地，毫无隐藏。 没有任何书籍、电影或者博物馆，能够让人看得如此清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普通的工人倒了下去。 我们不可能记住大多数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从来也不知道。 但我们记住了他们作为人的举动，我们也记住了自己始终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这是最坏的中国，但也是最好的中国。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它是一场大屠杀—不仅是一场镇压; 不是一个事故、事件或风波; 不是一次反革命暴乱，不是一个模糊的记忆; 不是如同今天中国孩子所能够想起的一片空白。 不是别的，是一场大屠杀。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正如方励之以他的特有的幽默所说的：世界历史上很少有大国侵略他自己。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我们想知道那些杀人的士兵们， 自己有什么记忆。 在执行凶狠的命令之前，他们在北京的郊区被洗脑，以为是要平息暴徒。 因此这些普通兵也是受害者。 我们不知道他们头脑中想过什么。 但是我们记得我们想知道。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丁子霖还活着。 她82岁了。 她走到哪儿，便衣警察跟到哪儿。 为的是安全。 丁教授的安全吗？ 不是。 为的是国家的安全。 没错，一个拥有千亿元GDP和两百万军队的政权，竟然需要保护自己免受一个82岁老太太的伤害。 怕的不是她的力气，是她脑子里的想法。 那想法是有力量的。 这是我们值得记住的。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要支持其他的想记住的人。 我们单独记得。 但也是跟朋友们一道记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记忆对我们自己有好处。 是我们自己的利益。 在政治上提到“利益”总是物质利益。 然而精神上、道德上的利益同样重要—不，更加重要。 比拥有一艘游艇重要得多。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六四是五分之一世界的历史转折点。 是一个朝向可怕的方向的转折。 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也是把世界带到沟里去的那样一个转折。 但我们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得走着瞧。

我们记得六四，是因为只有通过记性，这种事儿才能在脑子里存在。 难道能够想象得出来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有些人非常希望我们记住。 我们记住，对他们是莫大的安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另外有些人非常愿意看到我们遗忘。 遗忘有利于他们维持政权。 多么卑污！ 哪怕记住屠杀是我们抵制独裁的唯一方法，我们还是得记住，还是得抵制。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记忆能提醒我们中国政府撒谎的方式。 自己都不信自己的谎言，说中国人民早就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暴乱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但是每年六四，便衣警察阻止人们进入天安门广场。 为什么？ 假如中国老百姓真的做了政府宣扬他们做了的所谓“判断”， 那为什么不让人家进入广场去谴责反革命分子？ 警察的在场，说明政权不相信自己的谎言。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人脑受到巨大冲击之后，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开始恢复。 哪怕我们下决心从明天开始遗忘，也肯定忘不了。

本文首次发表于2019年5月30日。

作者林培瑞（Perry Link）是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哲学博士。 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研究讲师，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