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修：抛弃「日本化」模式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困境

邓小平寻求日本和新加坡的建议，并接受了它们的建议，而创建了一个《具有日本和新加坡之特色的社会主义》。 但习近平放弃了这一道“食谱（recipe）”，这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
在达成奇迹式成长的中国经济墓碑上面，将会刻着“因为习近平的政策而夭折”的文字吧？！

所有高成长的国家随着富裕程度的提升，其成长的速度都会减缓。 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牺牲经济成长，这是使国际货币基金（IMF）预测中国的成长率将在2028年下降至仅3.5%（在80个国家中排名第13位）的原因。 如果金融崩溃发生的话，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在这样的转折点上，要对中国经济做预测就变得很困难。
一、未能转向至消费
不动产泡沫的根本原因是工资在国民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太低，换句话说，消费比例是过低。 中国多年来，是将GDP的45%用在投资上面。 但是，随着国家的发展，投资的需求会减少，因此就有必要转向消费。

中国的领导人虽然意识到这一点，但并未实施政策去转向消费。 不要说他们没有转向消费层面去做改善，他们反而开始建设起“谁也不会去住的公寓”，并因此在这个过程中累积了债务。

就像日本一样，中国不动产的泡沫只不过是更根本问题的一部分而已。 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时，他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贫穷的国家。 相反，邓小平寻求日本和新加坡的建议，并接受了它们的建议，而创建了一个《具有日本和新加坡之特色的社会主义》。 但习近平放弃了这一道“食谱（recipe）”，这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

其时，在这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是日本式的产业政策，而这个产业政策就是由如下两个要素所形成的组合，也就是：《透过国家来推动现代产业的振兴》，并《透过民间企业的竞争来追求效率化》。 在2018年之前，在毛泽东的政权之下，唯一合法的企业是国有企业，它们仅占城市的就业和国家出口的12%而已，而且在企业投资当中，这些国有企业也仅占三分之一而已。

国有企业绝对不可能创造出经济奇迹。 接近一半的国有企业是定期性地产生亏损，并成为经济缩小的原因。 即使是获利的国有企业，其每元的投资长率也低于民间企业。
但习近平正在试图去重建国有企业的优越性。 在习近平就任之前的2012年，银行的融资只有32%是放给国营企业，而在2016的时候，放给国营企业的融资则到达83%。 为什么习近平要这样做呢？ 因为中国共产党担心私营企业会成为权力的另一个基地。
二、借用外资企业的过程对中国经济有所助益

同样不可或缺的是外资企业在技术转移和促进出口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与日本相同，出口必须领导工业化，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民仍然贫困，无法买得起现代化的工厂产品。

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国尚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新加坡就提供了解决的方案。 他们吸引外资企业来中国制造和出口产品。 在2000年之前，外资的跨国企业生产了中国一半的出口产品，特别是高科技产品。 外资企业出口了100%的电脑产品，而衣料产口的出口则占了40%。 在这个过程当中，外资企业就将技术转移给《供应这些出口商品80%的所有新的民间企业》，甚至是移转给无关的企业。

另一方面，习近平虽然没有使中国孤立，但他似乎认为，降低对外国技术和企业的依赖度将会使中国更安全。 此外，他也认为中国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外国的技术。

但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估计。 2015年，他启动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其目的是要使中国在一些极为重要的技术和产品方面获得全球的主导地位，但这一计划是以失败告终。 例如，中国的租税优惠政策对于大量发明专利的企业造成了影响，导致企业从高质量的专利转至低质量的专利。 根据中国经济学家的说法，这实际上是降低了《创新（innovation）》和《企业的生产性》。 虽然没有人怀疑中国在某些技术领域方面，取得了飞跃性的进步，但迫害外国企业是会阻碍创新和成长。
三、迫害外资企业的代价

外资企业多年来在各方面的筹措上遭受不平等的对待，知慧财产权被剽窃，以及包括17名的日本员工在内的外国员工被指控为间谍而遭受逮捕。 由于中国内销市场的增长放缓，企业就不再容忍这样的做法了。 来自各国对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在今年头八个月中就下降了8%。

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打压其实是在非常坏的时机上面被加以实施的。 随着劳动力减少，民间投资减缓，中国假如不能够从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获取更多的生产物的话，是无法实现成长的。

这个效率性的尺度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全要素生产率=生产量÷所有要素之投入量）。 从1980年到2010年，TFP占人均GDP成长率的约40%，但在习近平政府之下，TFP成长率急剧下降至三分之二。 这是人均GDP增长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中國與其他富裕國家是處在相互依賴的關係上，因此中國如果受到打擊，那麼其他國家也會受到打擊，相反地，其他國家如果受到打擊，中國也會受到打擊。據路透社引述的《經濟學人》（Economist）表示，中國的困境可能會對日本的年成長率造成1％至2％的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對中國的出口約佔GDP的4％左右（不包括用於製造產品的進口能源和進口物資）。

在今年的前八個月當中，日本的出口比去年同期減少了約10％。如果經濟衰退進一步擴大而且時間拉長的話，將對日本造成重大打擊。此外，中國的成長率每下降1％，東亞其他地區的成長率將下降約0.3％，而這將會減少從日本的進口。

如果中國遭受金融危機的話，對日本的打擊可能是影響出口，而不是金融的傳染。在2008年至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機當中，這已經出現過。

除了汽車工業之外，大多數的日本企業是透過出口而接觸到中國客戶的，而不在中國內部開展其業務。儘管如此，在中國開展業務的企業很容易受到企業間諜和其他問題的影響。

許多企業預計：他們在中國的銷售額的成長將會低於其他地區。問題在於還有價值去冒這個風險嗎？計劃在未來幾年要擴大業務的日本企業只佔不到20％，這在涵蓋18個國家（除了香港和俄羅斯）當中，是最低的比例，而這也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此外，有5.5％的企業計劃縮減業務。大多數的企業打算保持目前的水平或是情況還不清楚。
四、中國自身是全球經濟的「最大風險」？

此外，中國為了支撐其地緣政治的野心而使用科技。因此，岸田政府已經與美國和歐洲合作，開始進行「風險規避」的行動。這表示日本要切斷特定重要技術（像先進的半導體製造設備等）對中國的出口。
相對地，中國基於報復，或是基於無關政治的理由，對日本和其他國家限制了重要礦物資源的出口。日本為了避免這種經濟上的強迫與風險，正在與其他國家一起致力於重要供應來源的多樣化，即使成本增加也在所不惜。

中國和其他國家通常都不希望將《正常的貿易》和《投資》大幅度切離。這些國家相互依賴，如果對中國的貿易大幅減少的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全球的GDP將會下降7％，而這超過了新冠病毒所帶來的影響。

情況的發展會因為各國的錯誤估計和行動以及反應而有可能改變，而這其實是一個重大的風險。但另外一個風險就是，中國目前已成為一個強大且充滿自信的不穩定力量。如果脆弱的中國經濟產生社會的不安定的話，那麼這不是不會引發更大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