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中美关系重新定位

刚刚发生的阿拉斯加中美高层会谈，实质是拜登上任后，中美重新定位彼此关系的一次摸底战和前哨战。

美方作为会谈发起方，却在会谈前一天对一大批中国高官突施“制裁”，且在会谈开场白中，不顾外交礼仪攻击中国，并特意邀请媒体到场。美方种种操作，不仅是要做给其国内舆论和盟友看，显示其“对华强硬”，更是以此试探中国，想看看中国为了缓和中美关系，愿意忍受什么？忍受得越多，说明可能为此付出越多。

对此，中方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有力反击，目的也不仅是让外界和国内民众看到中国政府对国家利益和原则的坚持，更是回应美方试探，向其清晰表明：缓和固我所欲，但这是相互的，中国决不会为此支付额外代价。

显然，试探结果是中国占据上风。中方以出乎美方意料的强硬，达成了自己目的。这种胜利，也是中方吸取与特朗普打交道多次教训的成果。

开场白后，中美又进行了两天三轮会谈，然后没有共同宣言，回家各自表述。经历阿拉斯加回合后，双方的底线、要求都已明晰，新的中美关系框架也基本浮现。可以说，阿拉斯加中美高层会谈及其回响，标志着中美关系的新框架已基本确定，这是一种全新的、以秩序主导权和未来优势为着眼点的全面竞争关系。这种新型竞争，将改变很多已成形的游戏规则。人们不能再用老的眼光来看待新的世界。

作为全球最大两个国家，其相互关系的重新定位，必然给国际社会带来强烈冲击，其最大后果是：全球化的逆转已不可逆转。就像中国现在提出的内外“双循环”一样，预计此后主要国家都将构建内外两套循环系统，世界将被重新划分为两套体系、两大市场。但与美苏争霸时不同，两个系统并非彼此完全闭合，而是在一些区域存在交集、交流和连接，隐约构成一个更大循环系统。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的成本必然提高（同一件事要做两遍），就业必然增加，而中美以外的国家将处于更有利位置。相对而言，这种变化对中国的损害似乎比美国大，因为被改变的部分，恰恰是中国更多依赖的部分：科技中心的转移还只是想象，产业转移却已发生，好在这需要一个过程，因此，中美科技脱钩并没有一下子到底，双方都需要且都在利用这一过渡期。但中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经济、社会的可掌控性）比美国体制更易适应这种变化。因此，就趋势而言，美国乃至西方，都将越来越“中国化”。

这里说的是当下趋势。实际上，在两套系统下，世界依然有可能曲折地走向全球化。而且，双系统能持续多久，主要取决于美方情况。如果美国意识到这种做法阻止不了中国崛起，或发现自己承受的代价太大，或者美国发生了其他变化（例如类似911的突发事件），美方有可能停止对中国高科技的封锁和绝缘。而从特朗普时期的现实表现看，美国的执行力、为了战略目标的即时忍受力，比人们一般认为的要强，但也强得有限。

双系统出现的原因和前提，是中美竞争，且是美方主动，更引诱和逼迫其他西方国家跟随，中国不得不应战。竞争的关键点是高科技，即美国对中国实行高科技封锁和绝缘，逼使中国不得不自己搞一套，否则，中国必须放弃自己的高科技研究与产业，只能专注于低端。这不仅是中国主观上不能接受的，也是客观上不可能维系的。在人均收入提高、低端产业开始转移、中等收入陷阱隐现的今天，中国如果朝那个方向走，只能迈向深渊。

从特朗普时期的中美竞争中，中国发现了自己的最大弱点，美国也发现了自己的最大长处，因此，双方不约而同将发展重心、战略重点放在高科技上：中国是致力于自立、自主，美国则致力于保持领先、并且隔绝中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的双系统必然发生。

在双系统下，中美两国是内外双循环，其他国家则是分别融通中美两个系统的循环，只是比重不一样。所以，以后的中美竞争，一个重心将是系统之争，即争取尽可能多国家更多地融通自己这方体系。中美双方都需要为争取合作者付出一定的代价和努力，即使西方（尤其是欧洲）也不会完全与美国一致，但更多偏向美国既是现实也是必然。这里面不仅是利益考量，也有价值权衡，相比美国，中国多了一个价值成本，中英关系因香港问题而急剧恶化，就是突出例子。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需要在价值方面迎合西方。在阿拉斯加，中方代表说的最重要一句话，不是“美国没有资格称以实力地位与中国打交道”，而是不承认美国倡导的、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而推崇以联合国、国际法为依托的更普适秩序。

这是中国对外战略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此前，中国一直宣称“无意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及其主导的秩序”，目的是减少美方敌意。但今天，敌意显然已不可避免、且至少在短期内无法消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表态承认美国秩序及其领导权，无异于授人以柄，让对方可以此西方秩序和价值作为标准，名正言顺地敲打中国。鉴于此，中方审时度势，果断调整姿态，不再认同美国主导的所谓“基于规则”，其实是基于西方中心价值论的秩序体系，变被动为主动，化包袱为筹码：你如果还想要我遵循你的某些规则，就得拿出筹码来与我谈判，一项一项地谈。

中国这种变化不仅针对美国，也针对整个西方尤其是欧洲。如果中美冲突主要是利益之争、未来主导权之争，中欧之别则主要是价值之别、对未来愿景之别。所以，欧洲近年来多次因价值问题找中国麻烦，并且，“打压中国是必须选项”的观点在欧洲日益流行，很可能成为主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意迎合无济于事；客观上的制度、价值差异，也使中国没有迎合的基础。所以，不妨反向而动。

中国现在的做法是：你欧洲一些人认为中国的价值不符合欧洲愿望，所以要打压、疏远中国，那么，你们是不是愿意看到中国变成你们的敌人？一个敌对的、与俄罗斯联手后有能力带来威胁的中国，与一个仅仅是与你们不同、但愿意与你们交流、接近的国家，你们愿意选择哪一个？

多畏威、少怀德，这是人类天性。中国的“示硬”，让西方看到另一种“未来可能性”，一种“更坏”的可能性。这未必可说服欧洲，但至少能分而化之，使一些人因新的可能性而不得不考虑新的选择——这就够了，因为世界已回不去了。中国现在要的已不是“融入国际社会”，而是让“铁幕”无法合拢。

在当前的中西制度、价值之争中，中国是占有道义优势的一方。因为中国要的只是求同存异，西方却要求唯我独尊。不同的价值各有其不同的存在理由、长处与适应性，不同情况下需要什么、适应什么，可以论证、争论。但如果有一方说，“一切都只能按照我的来”，那就属于蛮横无理了；像美国现在这样，一方面自己问题不断，不得不承认自我不完善，需要不断摸索、改进，另一方面又一味强迫别人必须和他一样，纯属无理取闹。

奥巴马任美国总统时，曾经直言：由于中国人口太多，如果采用西方的生活方式、水平，整个地球都不能承受，所以，中国人不能享有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水平——从后发展国家模仿西方民主化进程几无成功的经验，人们已可得出结论：西方的制度、价值相对有效运行的前提，是其领先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方式，换言之，西方模式的相对有效性是一种结果而非原因。由于西方的生活方式、水平不能普及于世，所以西方的价值、制度也是不能普及于世的，但是，他们却偏偏妄称“普世”。现在，西方更强迫中国必须模仿它的价值、制度，却反对中国达到西方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生活水平，这是何等的荒谬、霸道！从中国这些年快速赶超西方的经验看，甚至可以说，西方强迫中国模仿西方价值、制度这一动作本身，就是阻止中国经济、生活达到西方水平的重要手段。

所以，斗争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