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中国崛起的奥秘与西方模式的终结（意识形态篇）

如果说2007年的次贷危机宣告了西方经济模式走向衰落，那么，2020年接连发生的全球新冠疫情、美国“黑命贵”运动以及美国大选闹剧，则宣告了西方的意识形态霸权已走向尾声，衰落已成定局。

这方面的最新呈现，是近日发生的乌合麒麟漫画事件：西方各主要国家在澳大利亚军人虐杀阿富汗平民（包括儿童）事件上表现的帮亲不帮理、党同伐异，再次践踏了其多年来妙手包装的道义形象，为曾经深受西方洗脑的部分中国人提供了反面教材。西方之所以“快速堕落”，是因为他们现在已不再高高在上，因此再也维持不了原来貌似优雅的吃相——换言之，西方软形象的衰落，是紧随其硬实力衰落而发生的。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命题，再次显示了其强大的解释力。

所以，伴随西方意识形态衰落而来的中国意识形态崛起，同样离不开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是当下中国即将成型的新型意识形态之关键骨架。从现状看，中国执政当局显然有意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干、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枝叶，搭建新的意识形态大厦。这种构想是完全可行的。不仅因为这种理论进路兼顾了中国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宝藏中，还有大量宝石等待人们发现、挖掘，其珍贵程度超出人们想象。

据说，马克思曾被西方评为千年来最伟大思想家，其实，他并不需要这样的赞誉。从西方发达国家延伸向全球的福利化、民主化，曾经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都是承载他不朽功勋的丰碑。以一己思想改造世界达到如此程度，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只有三人可堪比拟，那就是孔子、耶稣和穆罕默德。

或许有人认为，塑造了西方繁荣和扩张的自由主义，其对现实的改造力、影响力并不逊色于马克思主义。确实如此，但自由主义是由众多自由主义经典作家共同打造的成果，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以其个人命名，是因为整个大厦由他一手打造，后来者包括列宁，都只是根据时代变化作了一些必要修补。

那么，在当代中国，应该怎么重新挖掘马克思主义的价值，重建马克思主义？答案是要在一定程度上明确地“告别毛泽东”，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点，即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关键奥义是：社会发展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以，生产力（经济）的发展是实现其他一切发展的前提；换句话说，发展生产力（经济）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

当代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充分印证了马克思经典理论的解释力，却与毛泽东的一些设想颇有出入。当理论与现实发生矛盾时，不能试图以理论强行定义现实，而只能根据现实修正理论。站在今天的人类实践基础上，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回到马克思，以马为基，兼顾列毛邓，更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新型社会主义理论。

作为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进步，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自然进步，就像水往低处流，是自然而成，而不是在经济基础不够的条件下主观强行为之，如水之逆势而上。所以，毛泽东希望通过思想斗争来实现跨越式社会发展的思路是错的，在实践中也遭遇失败；邓小平将重心放在经济发展上的思路是对的，并且经受住了实践验证。没有经济发展的前提，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历，也证明民主、自由需要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即中产阶级的壮大作为前提。所以，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其第一要务或者说主要矛盾，始终是发展经济，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其他，而不是相反。也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赞成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邓至今的主要路线和政策。

这种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现在治国方略上，就是经济优先，其他政治、思想、文化都排其次。现在中国提出“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的什么为中心呢？如果是人民的需求，不同人的需求是不同的；从马克思的彻底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首先必然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中心。所以，基础还是要发展经济，同时兼顾分配的公平。

在马克思开创的这条历史唯物主义大道上，列宁的贡献也很突出。要解释社会主义发展至今的历程，离不开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变通。一是突破了马克思关于物资极大丰富后才能搞社会主义、而且应该是全球一起搞的设想，提出并实现了一国率先搞社会主义，并且是在不很发达的国家。二是其关于社会主义建党、建国的理论和实践，其中最大贡献是独创了党国体制，这是一种介于传统世袭制和民主共和制之间的独特体制，解决了前两种制度都解决不了的不少难题。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根基仍然是这个，中国的发展优势也以此为基础。实践证明，这是集权主义政治最好的实现形式。三是确立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有此三项，可以说列宁就像耶稣，在一定程度改造了马克思主义，却又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毛泽东在建党、建军、建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一些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成功典范；其所著《实践论》《矛盾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结晶，但他晚年试图通过改造上层建筑来破解“历史周期律”，则是一次理想主义的冒险。其最终失败的教训，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再次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之颠扑不破。

邓小平的“拨乱反正”，使中国得以重回历史唯物主义轨道。所谓“邓小平理论”，言简质朴，却在最深层面上契合了马克思主义。“一个中心”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两个基本点”则生动演绎了辩证法“矛盾的对立统一推动事物发展”之基本原理。所以，邓小平改革的成功，不仅是长期经验积累的结果，更深合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

以10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为镜鉴，糅合马列毛邓，今日中国完全有条件提炼出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或曰新型社会主义理论。这种新型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经典理论以及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别是：

一，肯定俄中暴力革命。暴力革命未必是普遍必须的，但它在特殊情境下是合理的、可取的。

二，肯定少数国家率先尝试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存在即合理，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政党可以首先取得政权，然后再补工业化的课，发展经济。

三，肯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必然选择。可以说，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以前的主要任务，夺取政权后，主要任务就变成了发展生产力。

四，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意味着，“以人民为中心”必然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优先。

五，因为政权的社会主义取向，所以，即使在经济不够发达的条件下，也应该尽可能趋向平等、自由、民主、人权；但是，又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平等、自由、民主、人权都是一定物质条件下的产物，所以，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其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的实现方式和要求标准也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那种认为平等、自由、民主、人权存在某种抽象、绝对的标准，以为平等、自由、民主、人权可以不需要物质条件之基础就能实现的想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唯心主义的，或者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高标准的平等、自由、民主、人权，只有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国家的第一目标只能是发展经济，然后才轮到其他。

六，共产主义将不是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实现，而是通过经济发展、达到物质极大丰富后实现。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和平竞争，甚至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大家不但拥有同一个地球，而且双方的优先目标都是发展生产力。

以上述要点观照1949年以后的中国，不难看出，中国主要是在大跃进、文革时期走了两段弯路，其他时期基本都是正确的，所以，中国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有人可能觉得，1950年代中国不应该过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应该持续此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如此，既可免于大跃进、文革之挫折，又无需再经历改革开放之反复——但是，现实不是理论，它不是只服从一个目标，也不可能线性前进，而必须根据现实处境兼顾多重需要、多个目标，从而必然呈现为曲折的过程。1949年后的中国面临内外多重挑战，当时“保政权”是最迫切需要，为此，必须加速实现工业化；由于市场经济无法提供加速发展的足够动力，只能先由国家集中资源统一进行，这就是当初中国提前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原因。在这一过程完成后，国家解决了生存问题，然后才可考虑其他；由于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要求，需要补市场经济的课，所以才有改革开放。

显然，马克思不可能回答今天所有的问题，尤其是新出现的问题，这需要后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像列宁一样进行变通，找出答案。例如，马克思没有预见到今天全球化的具体情状，在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发展不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经济体制的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国际竞争因素。“集权政治+市场经济”的中国模式，正是很好地解答了这一难题，才导致中国在今天的国际竞争中胜出。

作为当代中国新意识形态另一极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核心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中国最深厚的历史传承。所谓中华文化，浓缩起来无非“家国”二字。有人说，中国人缺少像西方宗教信徒那种对信仰全身心给予的精神，中国人信佛、信道，更多是索取，就像买彩票。但在“家国”问题上，中国人却更多是给予和奉献，所以，中国才能强大，才能延续，才能一直走到今天。可以说，中国没有国教，“家国”就是其国教。“家国”既不是单纯的国，也不是单纯的家，更不是个人，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族，家、国都在其中。

由此可见，中西文化存在价值取向上的根本差异，这个差异就是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之别。这种差别及其适应性，在这次新冠疫情中得到充分展现。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取向与社会主义立场是天然契合的。社会主义意味着要以社会整体作为奋斗目标或服务对象，它是集体视角，而不是像自由主义一样的个人视角。所以，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文化之必然；中国当代新意识形态的基本面被塑定为“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既是富有现实解释力的，也是合符历史逻辑的。

由于中西文化、价值之别，中国这种意识形态虽然最适合于自身，却未必适合于西方或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以，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崛起，并非是取代西方而将另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覆盖全球，而是指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终于能够摆脱西方压制，自身成长为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意识形态相并肩的一极，不再受制于西方的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

客观说，西方模式和文明发展至今，对于其他文明而言，除美洲印第安人、非洲黑人、澳洲土著等遭受灭顶之灾的群落外，整体来说利大于弊，毕竟它推动了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但种种迹象表明，现在的西方模式、西方文明出了严重问题，已经难以适应当下新的社会条件之变化。我们希望西方人民能够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承认自己出了严重问题，不再具有先进性。西方不能再是一副自己代表标准答案的架势。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和承认问题，西方的前途将很可悲。从历史经验看，没有什么问题是注定能够解决或不能解决的，区别唯在于能不能及时发现和承认问题、有没有决心做出改变而已。

从迄今为止的表现看，西方的主流精英显然拒绝承认自己存在根本性问题，反而致力于以压制异端的方式来使问题因缺乏对比而显得似乎并不存在，这或许才是西方真正的危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