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爱与修和——香港天主教界的六四纪念

六四三十五周年前夕，香港天主教《时代论坛》（Christian Times）发布的头版专题一片空白，并注明“未能刊出”; 而五百多字符的头条报道则为一片空码，仅显示三则经文提示。

这三则经文，从“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到“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至最后的”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可谓对于历史伤口与遭受不幸者的极大抚慰。 这份深挚之爱，令人潸然动容。

而在当前已经无法公开纪念六四的香港，其以审查制度之下的有力留白，更是忠实地履行了“我必用我公义之右手扶持你”的神圣道义。 此举无声胜有声，成为六四三十五周年之际，仍旧坚守民主启蒙价值的时代亮点。

六四与集体记忆
正如该期社论《站在历史记忆的肩膀上祷告》开篇所言：“那年的春夏之交，成为一代港人的集体记忆、政治伦理的启蒙与定规。 ”

自六四事件之后，众所周知，香港各界民众每年于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大规模的六四烛光守夜悼念，天主教界亦年年举行纪念弥撒等。 这些广泛的自发行为，直至反送中运动之后才被迫中断。 因此，其称六四已成为一代港人的集体记忆，这毫不夸张，亦言符其实。

然而，极为遗憾的是，六四事件发生至今三十五周年，就其整体而言，其并未成为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而这首先是因为国家记忆对于个人记忆的干预。

由于中国官方一向倾向于国家操控的记忆文化，即通过严格的审查与新闻控制来屏蔽不受欢迎的信息，并通过“利益驱动式选择机制”来默认何种史实该被记住、何种史实该被遗忘; 因此，在这一筛选机制之下，一系列本该建立系统性处理机制的历史事件，譬如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大饥荒等，却被政府有意识地进行忽视，成为集体失忆的牺牲品。

在这些历史事件之中，较为“幸运”的似乎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但其同样并未脱离“利益驱动式选择机制”：一是文化大革命使党内高级干部如邓小平、习仲勋等纷纷遭受不同程度的冲击，二是其造成党政机关、公检法部门等普遍的社会性瘫痪，三是其反智主义、破坏主义亦对社会整体生产力及创造性造成全面衰退。 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之后，文革反思亦成为一种社会潮流。

然而，即使这些文革反思，亦只限于官方与社会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其并未达到任何制度性的处理高度。 譬如，虽然小说性质的《芙蓉镇》、《陆犯焉识》等作品亦能获奖或拍成电影，但它们其实都不得不通过了审查制度的筛选以及文学艺术的加工; 而在严格意义上真正成为集体记忆的文革博物馆（如巴金遗愿等），以及独立导演胡杰历尽艰辛、抢救下大量当事人证词及档案文件物证的《林昭》、《星火》及《我虽死去》等历史记录片，却仍被当局视为禁忌。

因此，雖然六四運動作為中國社會的血色傷口，至今已逾漫長的三十五年，但由於在延續性的官方體制之下，其並不具備迫切可圖的政治紅利，其平反時日，似乎注定遙遙無期。香港雖曾因每年自發有序的燭光守夜而被譽為中國社會的”良心”；然自反送中運動以來，卻因社會安全秩序等口實被加以制止；而原本佇立於港大的”國殤之柱”，亦不得不以復制品方式流亡德國。在此等”翻天覆地、形格勢禁”的變化之下，香港天主教媒體仍以頭版留白、輔以社論等方式予以公開紀念，實乃世間一道真實的亮光。

對話與寬恕
如果說天主教《時代論壇》之社論在於提醒民眾”守護歷史的記憶”，天主教香港主教周守仁樞機同時於《公教報》發出的另一篇紀念文章《就是每年這時期》，則公開呼籲”寬恕不代表忘記，上主不會先要求悔改”。此篇文章的重點在於修和，即意在促進當局與受害者家庭走向對話，並為之搭建起一道尋求治愈之橋梁。

事實上，2012年在六四運動二十三周年紀念之際，學生領袖柴玲女士亦曾借一封英文公開信表達過對鎮壓者的寬恕。其於信中宣稱說：”我原諒鄧小平和李鵬，我原諒1989年沖進天安門廣場的士兵……”，並且”只有當我們真正寬恕時，持久的和平才會到來。”

然而，由於柴玲敏感的學生領袖身份、不惜流血的訪談主張以及其本人並未付出的流血犧牲，此種單方面的個人性”寬恕”，難免再次埋沒受害者利益，引起其家屬在內的強烈抵抗。譬如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在公開的回復信中指出，在鎮壓中死去子女的”天安門母親”抗爭，是為了尋求”真相、賠償與問責”；而其他學運領袖亦指責柴玲：缺乏真相與公義的寬恕，是對犧牲者的不公。

而在六四三十五周年之際，當時事件所有決策者均已離開人世；且香港的變化雖已容不下一場公開的燭光守夜；但周守仁樞機所持的寬恕卻首先直指：”那些需要寬恕、卻沒勇氣去尋求它的人”，以及”即使在我們還處於罪過而又未認罪的狀態時”。顯然，這更多在於對當今北京政府的牽引與鼓勵，在於溫和地促其正視歷史事實，並勇於反思重大歷史性錯誤。

这对于六四三十五周年前夕，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发出公开信、寻求与政府能就相关问题进行“平等、真诚对话”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无疑是极其有力的道义支持。 在复杂的现实考量之中，虽然有观点认为：“习近平不需要去背负当年邓小平留下的历史责任”，从而应着手处理六四留下的政治负资产; 但其如何树立“英明的形象”而又不至于使共产党蓦然失去合法性，似乎仍然不可避免地成为其考虑之焦点与公众瞩目之所在，这亦包括大量当年亲身参与六四、尔后却成为体制内既得利益者之人。

然而，由于话语与认知总是不断于互动之中达成平衡，风烛残年、日益凋零的“天安门母亲”所坚持的“平等、真诚的对话”，却在“宽恕与和平”主题方面真正具备时间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而对这个群体相向而行，甚至不啻于中国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开始：毕竟，虽然六四远未形成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但三十五年来，民间各界人士亦试图努力以个体回忆来填补官方历史叙述的空白，这其中既包括亲历者、见证者，同时代的感受者，甚至不乏参与六四行动的一些解放军官兵–其亦在良心驱使之下，试图为信任者留下一些蛛丝马迹的提示或回忆。

因此，面对中央政府与受害者双方、甚至包括广大民众在内的不同层面的张力，在六四三十五周年之际，无论是香港天主教《时代论坛》坦然的留白，还是周守仁枢机由衷的祷告，均真实地秉持了天主教教义所一向教诲世人的爱与公义。 这不啻依然是民主价值的启蒙，并亦如中国天主教会每日清晨的弥撒祷告：既为那遭受迫害的人群，亦为那当政者或政府官员。 因为在其信仰之中，唯有天主掌管历史，方为“公义和大智的，从起初直到永远”。

而此种深怀信心的交托与仰望，似乎亦从侧面回应了中国现代化历程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社会是否应允基督精神的平等自由、公义博爱，从而接过梵蒂冈的橄榄枝，允其与中国人民同行。

吕恒君（Dr. Hangkun Strian），华裔德籍汉学家，在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及兴趣领域为文学史、电影、基督宗教本土化、国际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