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简评何新

何新先生已年过七旬，虽人生尚未盖棺，其成就似可定论。

先生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其一生最高光时刻，是预见了1980末的经济动荡、政治风波，因而得邓小平、王震等信重，以国士待之，乃货真价实的高层智囊——在政府体系之外的中国学者有如此礼遇者，具笔者所知，独何新一人。

邓之看重何新，不仅是因为他一些看法具有前瞻性、预见性，更重要的是，他得出自己结论的方法独具一格，既不是传统官方理论，又不是当时盛行的西方自由主义，正可填补改革开放的思想空缺——当时，邓虽提出“不争论”，但他当然知道，在自己的改革开放设计中，意识形态这一块是短板，迟早需要补上，只是当时并不迫切。邓一方面是觉得人才难得，另一方面可能是下一手闲棋，遂属意于何，希望他在意识形态重构方面能够有所突破。

但何新后来一直只能破、不能立，邓对他的关注就少了。92后，邓力推市场化，与何在观念上拉开距离，二者之联系若有若无。

邓去世几年后，何才推出一个“新国家主义”。其在根基、内涵方面的欠缺且不说，时、势都已不再，何已难掀大的波澜；同时，新国家主义也不合当时官方之用，只能成为学界的一家之言。

观何新一生所为、所成，其特点是确有独立见解，不迷信权威，能够反潮流，不人云亦云；在一些问题上颇具洞察力和预见性，但系统性的理论建构比较吃力。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自身积累不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时势未到——关于中国道路的解释，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需要时间的积累。

所以，何新一生成就主要在破不在立：撼官方教条，挡自由主义，在当时的中国孤身奋战，颇为不易，名虽学者，实乃战士；立的方面其一些零星见解可谓深刻、独到，系统性建构则多属强而为之，经不起风吹雨打，简言之：有洞见，无体系。

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何新晚年执着于揭露“共济会阴谋”、解构西方古代史——可将此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西方一直有一大批人有意、无意地致力于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战、舆论战，中国出现一个何新，自觉地投身这场战役，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中西关系由日渐融合走向泾渭分明的今天，这场战斗越发凸显其重要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既需要求真的学者，也需要拼杀的战士。何新原来是学者兼战士，现在更多偏重于战斗，这确实符合他本人的性格与能力特征。

何新先生老矣，他这一生，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伟人信重，也无愧于他自己！

祝福何新！